然而，欧盟议事规则规定重大事项必须采取共识，但在接纳这波难民问题上，德国采取了强势做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完备的数字经济形态下，相当多的设备或物品可以采集数据和感知信息，绝大多数线路成为信息和数据传输的网络，所有的计算能力可以集合起来并快速计算海量数据，海量级的存储新介质得到开发和应用，相当多的人类活动被智能设备替代，社会经济进入智能化时代。
三是利用已销售产品或已租赁设备来感知、获取产品和设备的利用信息，实现生产、销售、服务的一体化，推动企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一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获取的消费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了解、感知、掌握需求的总量、需求的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使社会生产更好地满足千变万化、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一是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尺度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品质和供给体系质量的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是在对已有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基础上，或按照人类指定，或依据算法逻辑，由人造器物替代人的一部分功能的经济，即经济社会的智能化。
三是要更规范和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这种差别源自数学研究对象的机械性和经济学研究对象、即人的主动性的对比。
只要假设条件是可以接受的，数学的严谨逻辑就足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研究者想告诉读者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历史。经济学则没有这个运气。天才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们能够洞悉宇宙的规律，揭示似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正确命题
经济学之所以比其它社会学科显得更科学一些，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是科学的。经济预测也一样，一旦它发表了，公众就会提前反应，从而导致预测的失效。
在汉语里，经济被解释为经世济民，而经济学就是 经世济民的学问。这不仅给了经济学家一种道义感，而且也助长了他们的科学主义自大。可是，多少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够得到稳定的事实或实践支持呢？拍卖理论被认为是在指导实践方面最成功的理论，美国财政部根据拍卖理论专家米尔格罗姆的设计方案，在国债发行方面大赚过一笔，但同样的方案用在新西兰却彻底失败了。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研究者想告诉读者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历史。
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并最终在二十世纪初扩大到女性。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谁还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我最怕申请国内的项目，原因之一是申请表中的一些内容实在无法填写。证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更加接近现实和模型的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数学是一门严谨的语言——至少在它的公理前提下如此。
村上春树的语言很平实，但他的每部小说都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并把读者一步步引入其中，让人流连忘返。同样，一篇好的小说也是美的。
历史学复原和解释大尺度的历史，经济学复原和解释短期发生的历史。按照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妇女大概永远也不会有投票权，因为她们的丈夫有了投票权，可以从国家获得利益，而且她们也没有反抗当权者所需的膂力。
这是一个完全科学主义的标准。但这美并不在它使用了许多华丽的词藻，而在于它的结构和行文。一些天才只能提出命题，而天才如爱因斯坦者，不仅能够提出命题，而且还能够证明之。我个人认为，这不能成为对经济学的一个批评，因为经济学在本质上就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之一种。克鲁格曼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在简单的假设前提下构建一个并不复杂但却极富弹性的模型，而他的结论又往往出人意料。每个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他自己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事件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肯定不是历史的原貌，而只反映经济学家个人对历史的诠释。
与此同时，人的主动性会使任何预测都失去意义。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觉得经济学越来越像科学，并逐渐养成了我称之为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疾病。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位经济学家给领导送了一个报告，领导看完后批阅：胡说八道。标准的教材书把经济学描写成一种建立在推演基础上的科学，可以从理性假设出发推演出一整套关于经济运行的命题。
经济学的模型方法本质上具有和数学一样的机械性，要用这种机械性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其间必然产生脱节。这样做的后果自然是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
数学家嘲笑经济学家是卖狗皮膏药的，因为经济学家如果不能证明他们想要的结论，就会修改他们的假设。经济预测则不一样，它必须面对能够做出反应的公众，因此永远不可能做到和天气预报一样准确。另一种则是给潜在的反抗者选举权，让他们拥有自己决定分配的权力。但正因为有了这个批示，这位教授的报告评了一个二等奖。
比如保罗·克鲁格曼的几篇肯定会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就是具备美的要素。克鲁格曼的假设都很简单，他从不讳言这些假设并不符合现实，但也认真地说明，它们是对现实的提炼。
好的经济学论文也引人入胜，不同的是，小说以故事取胜，而经济学以思想取胜。社会科学研究，怎么能用效益来衡量其贡献？费孝通先生完成《江村经济》的时候，谁能估算出这部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著作的社会效益？我们的整个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受工程思维影响太大，样样要用数字来衡量，不惟此，就觉得不科学。
思想改变世界，经济学家应该以产生思想为满足。许多学校都对教师的发表打分，每年检查一次，达不到要求的，对不起，教授岗位拿掉，工资降级。
经济学则没有这个运气。天才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们能够洞悉宇宙的规律，揭示似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正确命题。现在我们知道，和牛顿力学一样，相对论也不是描述宇宙的终极模型，因此，爱因斯坦的正确命题，也只是在他的假设条件下具备逻辑正确性的命题。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评价学术成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发表论文和著作了，而是要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对民主和权利的追求，当然涉及经济利益，但是，更多的恐怕是人在自我价值上的觉醒。经济学的论证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更接近于一种形式的艺术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就不会相信当权者的承诺，而会进行暴力反抗。历史学可以忽略个体层面或者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
在片面而趋于深刻和全面而流于肤浅之间，经济学选择了前者。他为读者构造一个故事，并用经济学的语言把它叙述一遍，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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